在希腊神话中，音乐有着一种神圣的源头：它的发明者和早期实践者是神和半神，如阿波罗、安菲翁和奥菲欧。在这个蒙昧的史前世界里，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人们认为，它能够治疗疾病，净化身体和心灵，在自然王国中制造奇迹。在圣经《旧约》中也赋予音乐以类似的力量，大卫弹奏竖琴至于了扫罗的疯病（《撒母耳记》上16:14-23），吹羊角号和大声叫喊使耶利哥的城墙倒塌（《约书亚记》6:12-20）。在荷马时代，吟唱诗人在宴会上歌唱长诗，盛赞众英雄们（《奥德赛》8:62-82）。
        从远古时代开始，音乐就是宗教仪式不可分割的部分。在崇拜日神阿波罗仪式中，里拉琴是一种很有特色的乐器；崇拜酒神狄俄尼索斯仪式中则用阿夫洛斯管。这两种乐器都可能来自小亚细亚。里拉琴和比它大一些的同类乐器基萨拉琴有5-7根弦（后来多至11根）。这类乐器可以单独演奏，也可以为史诗的歌唱或咏唱伴奏。阿夫洛斯管（有时被误认为长笛）是一种单簧或双簧的乐器，通常是用双管演奏。它用于狄俄尼索斯的崇拜仪式上，为一种被称为“酒神赞歌”（古希腊戏剧的前身）的诗歌演唱伴奏。希腊人还有范围极广的打击乐器和拨弦乐器，这种弦乐器用手指拨弹，而不是用拨子弹奏，就像拉里琴和基萨拉琴那样。
       从公元前6世纪或更早的时候，里拉琴和阿夫洛斯管就是独立的独奏乐器。有一个记载说，公元前582年在波锡奥斯比赛中（指古希腊德尔菲地区祭献阿波罗的竞技会，与奥林匹克竞技会一样，每四年举办一次），有人演奏了《波锡奥斯的诺莫斯》，这是一首为阿夫洛斯管创作的曲子，用音乐来描述阿波罗同巨蛇皮松之间的战斗。基萨拉琴和阿夫洛斯管演奏者的比赛，以及器乐和声乐的节日，在公元前5世纪以后日益流行起来。当器乐变得更加独立时，演奏大师的数量也增加了，音乐本身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引人注目。著名的艺术家不论何时出现，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来聆听。基萨拉琴手（用基萨拉琴为自己伴奏的歌手）通过旅行演出，积累了巨额的财产，特别是在他们赢得比赛因而名声大增后。
       另一方面，音乐一词的意义对希腊人来说比我们现今宽泛得多。在毕达哥拉斯及其追随者的教导中，音乐同数字是分不开的，它被认为是整个精神和物质世界的钥匙。因此，音乐中音响和节奏的系统，就用数字排列次序，来说明宇宙的和谐一致。这一理论被柏拉图的《蒂迈欧篇》全面而系统地解释过。在一些希腊思想家看来，音乐也同天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的确，克劳迪乌斯•托勒密（公元2世纪）既是古代的一位主要的天文学家，又是一位最具有系统性的古代音乐理论家。数学定律被认为是音乐的音程和天体系统的基础，而且某些调式，甚至某些音符都被认为同某些星球和它们之间的距离及它们的运动相一致。柏拉图关于“天体音乐”的神话认为，星球的运转产生听不到的音乐，这就赋予这种思想以诗意的形式。
       音乐和诗歌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是希腊人丰富的音乐思想中的另一个方面。对他们来说，二者就是同义语。柏拉图“歌曲”（melos）定义为歌词、节奏与“和谐”（harmony,指一个旋律中各种音高的复杂关系）的混合。“抒情诗”（lyric）就是用里拉琴（lyre）伴唱的诗；希腊文的“悲剧”一词中含有名词“ode”，即“歌唱的艺术”。
      当然，古希腊理论家们还认为，音乐具有道德的性质，能够影响人的性格和行为。亚里士多德通过他的模仿学说解释音乐如何影响行为。他写道，音乐模仿情感或灵魂的状态，如温和、愤怒、勇敢、克制以及它们相反的方面。模仿某种感情的音乐就会引起听众同样的感情。习惯于听引起卑劣感情的音乐就会扭曲一个人的性格。不好的音乐会造就不好的人，而好的音乐则会造就好人。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通过公共教育系统，能够塑造那种“好人”，这种公共教育系统强调用体育来训练身体，用音乐来训练心灵。柏拉图在他写于公元前约380年的《国家篇》中坚持认为，这两种教育组成部分必须平衡，因为音乐太多会使一个男人有女人气或神经质，而太多的体育又会使他没有教养、粗暴和愚蠢。“一个人只有把音乐和体育以最适当比例混合起来，并使它们最好地适应于灵魂，才能正确地被称为真正的音乐家。”亚里士多德主张，音乐除了为教育服务外，还可以用来娱乐和智力享受。他认为，像可怜和恐惧这样一些情绪，可以通过劝导人们接近音乐和戏剧而加以消除。
（节选自《西方音乐史》唐纳德•杰•格劳特[美]、克劳德•帕里斯卡[美]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