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是陈钢与何占豪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时的作品，作于1958年冬，翌年 5月首演于上海获得好评，首演由俞丽拿担任小提琴独奏。题材是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以越剧中的曲调为素材，综合采用交响乐与我国民间戏曲音乐表现手法，依照剧情发展精心构思布局，采用奏鸣曲式结构，单乐章，有小标题。以"草桥结拜"、"英台抗婚"、"坟前化蝶"为主要内容。

记者问答（摘选）

记者：2009年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问世50周年，很多人都想了解这部作品的诞生过程。

何占豪：具体这个曲谱写成，至2009年已50周年。但是，如果从“农民伯伯”创造《梁祝》这个角度来说，就远远不只半个世纪了。

记者：这个说法真新鲜！为什么说《梁祝》出自“农民伯伯”呢？

何占豪：我真是觉得，中华民族是一个有音乐传统和音乐才能的民族，这首曲子并非一个或几个作者写的，它是我们浙江的农民原创的！因为里面很大部分运用了越剧的表演因素。越剧是哪里来的？是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尹桂芳等等一大批表演艺术家，以及一大批琴师联合创造的，他们都是农民的儿女，从小就唱山歌、小调，在农村的文化氛围、父辈的熏陶下成长，十几岁开始到上海闯荡、在舞台上磨练，这才有了越剧。所以我说《梁祝》原始的创作者是农民。

记者：看来这不是您的谦虚之辞，而是事实。

何占豪：我可以从头给你讲来，《梁祝》里哪一段音乐是从越剧的哪里来的。一开头你们觉得很好听吧，“0532/1--2/765-/……”这不是我创作的，这是越剧里面很常见的过门。还有《梁祝》当中的小过门很好听，也是来自越剧里一种“百搭过门”，百听不厌的过门，我只是切了一刀稍加改变。

记者：那当时你为什么想到从越剧里提炼出这个故事来谱曲呢？

何占豪：说到这里，还是离不开“农民伯伯”给我的启发。那时我在上海音乐学院念书，我们每年都要下乡给农民演出。农民很热情，但音乐学院学生拉的都是贝多芬、巴赫，演完之后我们问他们：“好听不好听？”回答“好听！”再问“懂不懂？”齐声说“不懂！”“那你们要我们拉什么？”“越剧、沪剧”！原来这些才是他们懂的。我恰巧是从越剧团到音乐学院来进修的，当然就想从越剧入手创作一点他们熟悉的东西。

记者：您提到在创作《梁祝》之前，还曾经同时提出了《女民兵》、《大炼钢铁》等另外两个题目。我们都知道上世纪50年代的政治气候，为什么当时居然否定了这些革命现实主义题材而作《梁祝》，没有遇到阻力吗？

何占豪：《梁祝》的总策划是当时我们系党总支书记刘品。他带我们一起下乡，看到农民不喜欢西洋乐曲，所以就首先提出小提琴要民族化，然后在我们学生中组织成立一个“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

记者：那您当时在学生当中是很突出的一个？

何占豪：我是从越剧团来进修的，本来想学点拉小提琴的技术，丰富越剧的表现力。小提琴伴奏是浙江越剧团最早用的，我们早就在用小提琴表现民族音乐，所以提起小提琴要民族化，刘品一眼就看中我了，我本来就有这基础嘛。但是学校里面有议论，说你们把小提琴当二胡拉，低俗化！他们认为音乐是艺术的皇冠，小提琴和钢琴是皇冠上的明珠，不容许我们低俗化。但我从他们的反对声中，体会到小提琴要民族化，但不能简单化，要充分发挥小提琴的性能，一步一步来。刚好碰到国庆十周年，领导说要献礼，说你们实验小组也要做点什么，敢不敢写个大的？既要为工农兵服务也要攀登国际高峰。我那时候年轻，就脱口而出：“行！”实际上心里害怕。

记者：领导决定写《梁祝》？

何占豪：那个时候，我已经作过一个短的四重奏《梁祝》了，今天把它称之为“小《梁祝》”，旋律啊什么的都跟后来的《梁祝》有很大不同。但是这个探索受到了来我们学校视察的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钱俊锐的肯定。他觉得，用外国的乐器来演奏中国的戏曲，以前未曾听到，这是一条路子，希望学生们探索下去。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孟波传达给我，所以当我们小组讨论交上三个题目之后，他大笔一挥选了《梁祝》。

记者：那为什么您说写的过程中，一动笔就觉得害怕？

何占豪：我还没动笔就害怕了。我以为领导说要写的话，肯定会有作曲的人去写，我们只是提供帮助嘛，我们又不是作曲专业的。所以当刘品在实验小组会上说要我跟丁芷诺(小组的另一成员，我的同班同学)写，我就傻了，马上就说不行！我肚子里的“货色”已经被掏空了，不可能写得了！当时是夸海口，一腔热情，我很愿意写，但本事没有！

晚上，刘品又把我叫到他的房间，叫我一段段唱越剧，还说你没被掏空啊！可我说：“这是越剧啊，又不是小提琴曲！”这个时候他讲了一句关键的话：“你不要以为贝多芬、莫扎特头脑里的音乐是天生的，他们的音乐也是从当时的民间音乐中提炼出来的。”这句话把我点清楚了！对啊，这些民间音乐也可以成为小提琴曲子的哦！这下我思想就通了，从“要我写”变成了“我要写”。

人家评论我是下里巴人我非常高兴，我写东西就是为了使下里巴人、广大群众都听懂。

记者：听说《梁祝》这曲子差一点就没有后面经典的“化蝶”部分？

何占豪：哈哈，是有这么回事。《梁祝》作品出来后，我们向领导进行汇报演出，汇报时我拉小提琴，陈钢弹钢琴。整部曲子拉到《哭灵投坟》就结束了，音乐戛然而止。领导有些纳闷：“没有了吗？”我俩回答：“没有了！”“《梁祝》怎么能没有‘化蝶’呢？”我不假思索回答：“没有《化蝶》，化蝶是迷信！我们新中国青年是不迷信的！”话音刚落，在座的领导都笑了，但还是指示要加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最美的“化蝶”！

这下子可难倒了我，所有的素材也都用完了，哪还能《化蝶》？多亏我突然想起，五六年前，在杭州时曾看过苏州昆剧团《梁祝》的演出，当时《化蝶》的那段笛子独奏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我跑遍了全上海，终于在一家新华书店找到了相关的材料，所以最后的《化蝶》是我根据这段昆曲，又加上著名琴师贺仁忠老师编曲的越剧《白蛇传》中的《断桥》部分，再加上哭腔完成的。

记者：难怪行内人都说，光看谱子不能理解《梁祝》的中国神韵？

何占豪：对，这是事实。我从越剧团带来一种民族化的小提琴演奏方法，我也不是天生就会的，而是在贺仁忠老先生的指点下，还有我自己跟着越剧演员的唱腔进行模仿才形成的。到了实验小组里，丁芷诺等人对这些演奏手法进行了归纳、提炼和规范化了，比如向上滑动叫上滑音，还有磨音就是来回滑动等等。所以准确地讲，这个《梁祝》演奏的特殊风格是集体创作劳动的成果，由俞丽拿来体现。

记者：很多作曲家一生都没有看到自己的作品成功，而您和陈钢却是从一出手就受益于这支曲子，您觉得这是人生的大幸运吗？

何占豪：当年只有一个人，就是刘品讲过，我们很可能会在中国音乐史上留下应有的地位。但我那时候绝对不会想到名留青史。就算那天演出完了，人家都来祝贺，我却一点也不兴奋，因为当时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本来只能挑五十斤的，后来加到一百斤、一百五十斤！

后来我收到了好多来信。当时写信的人并不是说“我怎么崇拜你”之类，而是这么说：“谢谢你，使我听懂了音乐！”我们原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广大劳动人民听懂，所以人家这样说，我心里很安慰，觉得这条路子走对了。于是我一直走这条路，不管风吹浪打，不管什么新潮音乐，我自岿然不动。

记者：那您的这种风格有没有受到过非议

何占豪：当然有过。有一次在香港，记者很尖锐地说：“何先生，你的作品有不少人很喜欢，但有很多人认为你是‘下里巴人’，而不是阳春白雪。你自己怎么看？”但我反问一句，有没有哪一个作曲家说，我的曲子越少人听懂越好？没有吧。我的听众里有我们的外交部长、总理，还有外国的总统、皇帝都来听《梁祝》，那么他们是不是下里巴人？如果他们是，那么大家全体都是下里巴人。我的路子就是追求雅俗共赏。

记者：香港评最受听众欢迎的十首交响音乐作品，除了贝多芬第九与第五交响乐、柴可夫斯基“天鹅湖”等九首外国名曲外，《梁祝》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作品。您怎么看待《梁祝》在音乐史上的地位？

何占豪：这个我不敢说。但是这个曲子是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交响音乐作品，它用中国人民的音乐语言，表达了一个中国民间故事。为什么现在要这么隆重来纪念其诞生50周年？也许就在于它让广大劳动群众听懂了。

（图文来源于网络，音乐图书馆编辑）